世人皆忆袁公，但还有一个人同样值得人们关注，他是中国的“杂交玉米之父”。
1949年，19岁的袁隆平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报考学农，同一年，一个叫李登海的人出生在山东莱州。后来二人的名字响彻整个中国育种产业，人们尊称他们为“南袁北李”。
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挨饿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低产是造成粮食紧缺的最终的原因。出生在农村的李登海有着同样的遭遇，在他们村，每人每年分30公斤小麦已经是顶格了。
1961年，中国每公顷谷物产量只有1192.7千克，远低于世界中等水准，而到了2014年，这一数据已大幅度的提高到5886.4千克/公顷，比世界中等水准高出50%还多。
相较于袁隆平因目睹国内“三年灾害”的凄惨而立志钻研，李登海奋发向上的源动力更多是来自美国人的刺激。
1972年，回乡务农的李登海偶然得到了一份资料，美国先锋公司培育出的玉米种子亩产已达到2500斤。当时，中国的亩产量不过两、三百斤。
在一个民族情绪高昂的年代，落后成了催人奋进的“”，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激发了李登海的斗志。
他的宣言也很有那个时代的风采：“一个外国农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农民也一定能做到！”
为了学技术，李登海跑到莱阳农学院进修。在这里，他写下了4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拼了命了。”
而他此行还有一个意外之喜就是结识了导师刘恩训，临别之际，刘恩训将二十多粒从美国专家那里得到的玉米种子交给李登海。
北方的玉米只能一年种一季，而根据杂交育种的流程，常规选定一个自交系就需四五代，再加上组配二三代，想要让一个好品种稳定下来至少需要六七年的时间。
李登海等不了了，他卷起铺盖直奔海南，过上了追着太阳跑的“候鸟”式生活。一晃，就是三十年。
每年九月到次年五月，李登海会呆在海南进行三季播种，五月份之后，他又会带着种子回到莱州进行夏播。如此一来，李登海只需两至三年便可育出一个新品种。
效率提升了，但长久的分别苦了自己和家人。吃干萝卜丝、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每年春节，他都会在南海之滨北望，而母亲则会在老家的正堂上摆几棒玉米，为儿子的育种事业祈福。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在莱州后邓村的一片农田里，一个名为“掖单2号”的玉米品种创下中国夏玉米单产776.9公斤的最高纪录，一时轰动全国。
十年之后，“掖单13号”携亩产1096.2公斤的光环问世；2005年，“登海超试一号”创造出亩产1402.86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最新纪录；2013年，“登海618”又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进一步提升到1511.74公斤。直到今天，该品种还是国内通过审定次数最多、种植培养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
而这一切，均出自李登海之手，他培育的玉米种，使我国每亩土地由养活1个人提升到养活4.5个人。
七次创造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两次创造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李登海被认定为载入世界玉米史的唯二之一。另一个人，则是创立了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华莱士，也就是那个曾经激发了李登海斗志的“美国农民”，而二人之间的缘分远未结束。
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尽管已远离饥饿，但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始终未能做到高枕无忧。
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连续18年聚焦农业，今年更是简单直接：打赢种子翻身仗。
顶层设计的背后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却在种子领域也面临“卡脖子”风险。
孟山都、陶氏杜邦和先正达等头部公司合计占据了全球种子市场近六成的份额，而此前有数据统计过，中国5000多家本土种企的营收加起来都不敌孟山都一家，世界农业已经活在垄断资本的阴影之下。
追根溯源，产业化进程的缓慢和脱节让中国种业输在了起跑线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持续发散的技术剪刀差。
跨国种业巨头（如先锋、孟山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一体化发展，并通过不断并购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而彼时中国种业的发展思路似乎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搞科研的不搞推广、搞推广的不搞生产、搞生产的不搞销售、搞销售的不管科研。
1985年，包产到户、自负盈亏成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昔日一起工作的农科队同事很多都转行了。而李登海夫妇选择继续搞育种，在自家的厢房里办起了“掖县后邓农业实验站”，随后更名为“掖县玉米研究所”，这便是后来上市公司登海种业的早期雏形。
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向前推进，国内各级育种科研单位和各类种子公司也纷纷改制，向产业化道路靠拢，此时国外种企开始向中国市场渗透，竞争格局日趋激烈。
更加复杂的是，全球种业开启了第一轮并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邦（Dupont）完成了对先锋的兼并。而李登海的公司也被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跨国巨头相中，1996年，先锋种业正式提出收购登海种业，并要求控股60%。
先锋种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无论是资金实力、育种技术，还是管理理念，均是顶级水平。面对这个千载难逢且难以拒绝的机会，李登海还是保持了一个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理性和冷静，他提出三个要求：
面对李登海的这些要求，先锋开始一口回绝，拉锯战一打就是六年，但最终美国人还是让步了。2002年，双方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其中登海种业控股51%，先锋控股49%。
就在登海种业忙于谈判之时，由河南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的“郑单958”迅速在中国大地上铺开，当时广大农村地区流行一句顺口溜：“谁种郑单958，保证年年有钱花。”
到2008年，种植“郑单958”的农田已达到了6000万亩，占当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30%。
而此时的登海种业却显得很失意，竞品的强势崛起让公司的种子在市场上滞销，随之而来的便是销售业绩的大幅度地下跌。财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登海种业的归母净利润从2005年的8606万降至2008年的260.2万。
而力挽狂澜、救公司于水火的正是登海先锋，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叫“先玉335”的玉米新品种。当时国内的玉米种子需要播3粒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出芽，而“先玉335”只需种一粒就足够。凭借这一优势，“先玉335”的单价一度达到了中国玉米种子的四倍左右，登海种业“躺赢”了一把。
李登海看到的却不只是财务报表上所呈现的数字，相较于这些表象，先锋公司背后强大的生产机制、育种技术和管理理念更加使他震撼。于是李登海做了一个决定：向先锋公司学习。
2007年以后，登海种业多次派人到先锋去学习，寻找公司在管理、营销和技术上的不足并加以完善。
李登海本人也在反思，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市场化的发展理念开始深入其心。此前他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上，但现在，他已经意识到品种推广的重要性。
此后，登海种业先后安排了3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讲座、栽培、管理、观摩和种子征订等全程示范服务。公司先后投资2亿元，在宁夏、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建立了玉米制种基地、生产基地和加工中心，1万多个营销网点遍布2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集科研、生产、推广、销售于一体，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闭环，今天的登海种业慢慢的变成了国内玉米种子的龙头公司。强势品种“登海 605”和“登海 618”被评选为“2019年玉米高产品种测产结果（黄淮海夏玉米区）”第1名和第3名。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0年，登海种业的国审玉米品种数量达到22个，仅次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位居全国第二。
2005年，登海种业携当时中小板发行价格第一高的纪录登陆深交所，股票在上市首日一路走高，李登海本人也以超过11亿元身价赶超袁隆平。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头衔——“科学家首富”。
尽管外界和媒体讨论的非常热闹，但享乐主义却并不是这个胶东农民的本性，唯有中国种业的未来才能真正激起他内心的波澜。
“我国种业正处于大动荡、大整合的关键时期，对公司科技发展的投入，11亿是远远不足的。”这是李登海对于财富问题的直接回应。
外人眼里，他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李登海却自嘲自己是一个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打工人”，不仅要对客户负责，还要对股东负责。
没有锦衣华服，没有豪车相伴，出差专挑晚班的班机，用世俗的标准衡量，李登海就没有半点成功人士的样子，反倒是出了名的“抠门”。
登海种业上市半年后，亚太地区种子协会第二届年会在上海召开，载入世界农业科技史的“南袁北李”双双获奖。袁隆平获得“中国杂交水稻杰出研究成果奖”，而李登海则获得“中国玉米产业大贡献奖”。2015年，李登海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关于梦想，袁隆平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而李登海则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脚下的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
在没有专利和产权要求的年代，李登海无偿将试验示范的种子发送给全国几百个科研单位，将自己选育的“478”等30多个自交系品种提供给国内众多育种专家，集众人之力完善优化培育。
2013年卸任董事长后，他又把所有的热情和经历放到了杂交玉米的培育上，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莱州湾和海南岛。
金秋时节，李登海总是笑容满面的走在玉米地里，情到浓时，他会哼唱那首最喜欢的《三百六十五里路》，有时竟会不自觉的热泪盈眶，因为那歌词就像是为他而写。
“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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