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多家种业上市公司已就“中试909”与研发方提前沟通，对研发方远超1000万的心理要价，种子企业并不在乎。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彭亮 姜雷一个玉米品种，仅仅因为传出了其将参与“国审”的消息，虽然距离该品种参加“国审”的时间尚有5个月，虽然研发方的心理要价已超越千万，却没办法阻止众多种子企业的竞购热情。

  本报获悉，国内多家种业上市公司已就“中试909”与研发方提前沟通，对研发方远超1000万的心理要价，种子企业并不在乎。这一切，仅仅是有消息称，“中试909”今年9月将参加并通过国家审定。

  “‘中试909’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最新研制的玉米品种，目前还是待审定的身份，一旦通过国家审定，应该会命名为‘中单909’，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知情人士透露。

  种业市场的“品种争夺战”愈演愈烈，种业公司之间的竞争甚至延伸到了尚且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试验中品种。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行业潜规则和市场乱象。更凸显出国内种业公司研发能力近乎空白、沦为品种自主权缺失的“专业生产商、销售商”的尴尬现实。

  这又将是一个种子的价格纪录——本报获悉，作为研发方的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对“中试909”开出了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价格和“4年内推广3000万亩”的附加条件。

  2009年农作物品种权公开拍卖以来，最高的价格也不过是1000万元。2009年，河南省审定通过的玉米新品种‘滑玉15’以500万元高价成功转让；2010年，青岛农业大学的玉米品种‘青农105’创下了1000万元的转让成交价。“一般来说，普通的‘省审’玉米品种的价格也就是在几十万到100万。”业内人士介绍说。

  对于围绕着“中试909”所发生的，相关各方讳莫如深。万向德农（600371.SH）董事会秘书霍光表明了自己“不是相关业务负责人”，“不清楚”情况，同时表示“相关负责人应该也不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但霍光称，“我们对很多品种都有跟踪，如果有所接触也很正常”。

  丰乐种业(000713.SZ)也风传在竞争这个品种，但此公司的总经理徐继萍否认丰乐种业参与了对“中试909”的竞争，但她也坦承“听说过一些（种业）公司在关注”该品种。

  知情人士称，种子企业不愿意承认在参与很正常，“种子还没有审定，消息就已经传到外界，这不摆明说审定里头有猫腻嘛”。

  该人士称，现在行业内部都认为“中试909”的“审定把握性高”。一般而言，种子在审定之前都不会公布具体的名称，“只能说有这么一回事，不能说品种名称。要是说了品种名称，就是内部有问题了。”

  中国的作物种子在推向市场之前，需要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下称“全国品审会”）审定，这个机构是在农业部领导下，主管农作物品种审定的权力机构。

  全国品审会下设水稻、麦类、玉米、杂粮等16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由5到9名委员组成，成员大多数来源于科研机构和大企业。

  “业内提起审定制度，都在骂街。”知情人士称，“审定委员会受到的压力很大，它现在都是小心翼翼的。没审定的品种传出这种事，舆论起来了，审定委员会说不定就要打（”中试909“的）了。”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曾被业内专家称为“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不过，4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快速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严格品种审定和保护”被列为快速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该人士称，科学家自己的品种审定很容易，因为是自己审自己。另外就是有大公司自己人，那他自己当然倾向于自己的品种，再加上有些潜规则，有些真正搞种子的科研人员遇到这一种事的时候又不能。“你走走路子，总是比不走路子要好一些。”对于“潜规则”的存在，某品审会委员这样说。

  近期发生的“登海605”不合格事件也让品审会承受了压力。农业部近日小范围发布不合格粮食种子通报，山东登海种业公司今年的主打玉米品种之一“登海605”位列其中。农业部通报称该品种的主体问题是——“水分和发芽率不合格”。

  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公告称：“国审玉2009010登海662，经两年接种鉴定，感大斑病、小斑病、茎腐病、矮花叶病、弯孢菌叶斑病和瘤黑粉病，高感玉米螟。”种业专家佟屏亚曾公开质疑：一个什么病害都不抗（注：如该品种对病害有抗性，则表述为“抗”、“高抗”）的品种，怎么会堂而皇之地通过国家品审会呢？

  种业公司之间对于新品种的竞争延伸到了尚且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试验中品种，背后是国内种业公司“研发能力近乎空白”。

  农业部的公开信息数据显示，中国种业市场价值目前已达到550亿元人民币，潜在市场价值很快将达到900亿元左右。

  这一市场规模不能称之为“巨大”，但居于农业生产链条最上源的种业，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研发能力，又被视为“种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种子产业是一个龙头，带动的是几千乃至上万亿的整个农业产业链。从种植产业链到加工产业链，它呈几何级扩张。”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冰川说。

  长期从事种业研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将“种业公司研发空白”的现状总结为“种业上市公司的品种饥渴症”，并举出多个例证。这中间还包括万向德农2010年在中种集团的斡旋下，共同出资4000万元将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玉米品种“郑单958”经销权“续约”至2016年；以及2009年底隆平高科（000998.SZ）意图通过对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兼并，达到获得其母公司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玉米品种“浚单20”在黄淮海地区的经营权等。

  “育种不如买种”——敦煌种业（600354.SZ）在2010年的优秀业绩同样是这一现状的典型例证。敦煌种业4月14日发布的年报显示，公司2010年实现净利润8068.76万元，同比均增长168.74%，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上涨150%。旗下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这年净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是其业绩表现良好的根本原因。敦煌先锋的业绩，则要归功于2010年大卖特卖的外资品种“先玉335”。

  “宁买品种，不搞研发”的情况在国内种业公司中长久存在。这一路线日发布的《意见》中所言——中国种业“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现在的主要作物品种种植价格都上升到了千万元级。中国农科院的小麦品种“中麦985”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河南联丰种业公司；油菜品种“中油519”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北省种子集团；青岛农业大学的玉米品种“青农105”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青岛义和种业有限公司……

  在2009年以前，绝大部分农作物品种的转让价格，不超过100万元。对于种业公司来说，这些举动是在现实环境挤压下的无奈选择。

  “拿出1000万来养活10个人，花费几年时间还出不了成果，（种业公司）为何需要搞研发？”佟屏亚分析说，“而且种业公司也特别难找到高水平人才，这方面资源的优势在体制内。”

  种业公司即使有心研发，也要面对“无人可用”。除了一些退休专家，就只能找到有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了。“比如职称，为了这个奋斗了很多年，不是能轻易舍弃的。”某农科院研究所副所长道出了种业公司没办法吸引在职的高水平人才的一方面原因。

  “每个公司都聘过很多专家，投入很多钱，但是后来看不见效果，觉得还不如不投，还不如不搞。拿这些费用，可以直接买到品种，觉得值，干脆就什么研发也不做了，这和我们的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佟屏亚说。

  隆平高科对研发方面的投入，在国内企业中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但也只有2000多万，还赶不上国际巨头们每年研发费用的一个零头”，隆平高科总裁刘石说。

  据农业部统计，国内种子公司数高达8700多家，多以产、销为主，拥有自主品种权的企业只有100多家，拥有科研能力的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研发费用投入平均不到出售的收益的1%，而发达国家的种业企业研发费用，一般为出售的收益的8%到12%。“产、学、研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人为地把种业分成经营是经营的、研发是研发的，这样一种割裂造成的结果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比较弱。”田冰川说。“育种不如买种。”中投顾问研究员周思然称，多数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通过合资引进外来品种，会有更大的收益。

  缺人、少钱、没环境、见效慢——国内种业公司因而走上“无研发、纯生产销售”的“一条腿”道路。

  成交价高，对于科研单位而言，这是成绩。知情人士称，比方说中国农科院的小麦品种“中麦985”，还在区域试验，就有人牵头，1000万成交了。大加宣传，买卖两方都有好处，买家说“我跟中国农科院合作了”、“我实力丰沛雄厚”。

  “中麦985”还在区域试验阶段，“还要差不多两年时间才能通过，但是已经宣布1000万成交了”。小麦品种卖到1000万相当少见，普遍成交价格在几十万到100万之间。

  造成这一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定位的差异。隆平高科总裁刘石称：焦点之一应该是关于国内科研院所的育种项目的定位。也就是科研双轨制，“张世煌老师的说法更尖锐一些，他把这叫做‘双头利益集团’”。

  张世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玉米系主任、博导。本报未联系上张世煌对此予以评论。

  刘石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到小集体或个人的腰包里，还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方面，是这些科研院所拿着不用花钱就得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参与竞争，对整个产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我（种子企业）的产品研制和制造的成本共计10元，在市场上的卖价要高于10元才能收回成本。你有一个类似产品，研发成本是国家投钱，那你只有制造成本，可以只卖五六元。我怎么办？为了竞争，我也只能卖五六元。这最终造成了什么？造成整个产业没有人在研发上投资了。”

  这些问题的解决，如今似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4月18日发布的《意见》中指出，要“健全管理体系”，“地方政府要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的种子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也提出要“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力争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事企脱钩’”。

  也有业内人士对《意见》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持观望态度。“《意见》的目标达成时间定在了2020年。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它是个‘意见’，意见有人愿意听，有人可以不听。十年内决策层一有人事变动，就完了。比如说，之前有个2001-2010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那里面种子部分写得很好，但是一到2006年、2007年这一个文件就算完蛋了，大家又恢复原样了，科研也不改革了，种业也恢复到原样了，没人管了。”佟屏亚说。